“40年来，中国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准入，大胆吸收外商投资，承接全球产业转移，外商直接投资从1978 年接近为零增长到2017年的1360亿美元，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国，自1992年以来连续26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。”日前，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在题为“利用外资40年：历史经验与未来抉择”中提到，利用外资助推工业化进程和国际经济竞争力提升，外商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、创造就业、扩大进出口、提供税收，增加外汇储备、倒逼改革，促进经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 在桑百川看来，近年来吸引外资的国内条件发生了变化。

       一是发展阶段变化，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1978年－2017年，中国实现了GDP高速增长，增长了226.9倍，年均实际递增约9%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2.25%上升到2017年的15%左右。近年来，中国经济进入到谋求高质量发展阶段。外商投资要从数量扩张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。

       二是工业化水平变化，产业结构升级替代了工业化加速扩张。40年来，中国在承接全球制造业大转移中，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，2017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.9%、40.5%和51.6%，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，正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转向后工业化阶段，进入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时代。外商投资也必须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。

       三是市场结构变化，产能过剩取代了短缺经济。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外需下滑、出口增长放缓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，暴露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。为此，必须避免外商投资加剧产能过剩。

       四是收入水平变化，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高收入国家。对外开放初期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居于世界后列，属于低收入国家。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，2017年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790美元，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，消费结构升级，为外商投资、货物进口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。

       五是比较优势变化，高企的要素成本替代了廉价生产要素。对外开放以来，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劳工成本低廉的优势，利用土地等资源充裕廉价优势，发展加工贸易，扩大出口，吸收外商投资，开启了工业化新征程，实现了经济腾飞。如今，要素成本全面高企，只有适应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要求的外商投资，才能获得更好发展。

       六是体制条件变化，中国从帕累托改进式改革转变为全面改革攻坚。改革攻坚的成本和阻力不可避免会上升。为突破改革攻坚的巨大阻力，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日益凸显，中国需要继续积极吸收利用外资，发挥其倒逼国内改革的功能。

       七是吸收外资环境变化，“双剩余”取代“双缺口”。对外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是为了弥补“双缺口”。如今，中国“双缺口”早已经消失，成为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，储蓄存款余额大增，“双剩余”替代了“双缺口”，吸收外资的功能也从主要弥补“双缺口”转向主要倒逼改革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       八是开放重心变化，渐进式开放转变为全面开放。40年来，我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开放道路。如今，我国正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。外商投资将面临区域、产业全面开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。

       桑百川认为，我国吸引外资的国际条件也发生变迁：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发展为新一轮工业革命；改变全球化格局替代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；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外移转变为制造业回流；一些跨国公司从欢迎中国开放转变为惧怕中国开放竞争；美国从乐见中国改革发展转变为担忧中国崛起。

       总结40年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的根本经验，面对国内国际条件的变化，桑百川建议：

       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，抛开不必要纷争，不断深化对外开放。在深化开放过程中，会伴生着国内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，对开放的认识也会存在分歧。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些问题，在开放中做大蛋糕，才能获得更快发展。

       完善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（包括全球资源）的经济体制。继续利用经济特区、自贸区、自贸港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保税区等特殊经济区开放先行的功能，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同时，及时总结推广特殊经济区改革开放的经验，顺应市场经济一般规律，推进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，避免滥用行政手段跑马圈地，使错综复杂的各类特殊开放区肢解对外经济政策的统一性，导致开放政策和管理体制碎片化的风险。

       重塑引资优势，就要正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，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，劳动力、土地等要素成本低于沿海地区，工业化还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条件，推动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、集群，又要重视塑造市场优势、营商环境优势、制度优势等新的竞争优势，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。

      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，遵守多边经贸规则。包括下调关税水平，规范政府补贴，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，改进知识产权保护，履行国民待遇、最惠国待遇原则，推动产业政策市场化，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思路。同时，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，推动经济创新发展；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，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协调发展；完善外商投资区域导向政策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，构建外资企业环境责任体系，带动国民经济绿色、可持续发展；引导外资企业行为，推动共享发展，使社会公众分享发展成果。